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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止科举后遗症:庶民的世界

2016-10-23 杨念群 志造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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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|杨念群   摘选:经济观察报书评


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:我们对科举制有非常大的误解。

 

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,科举制被污名化的历史根源是什么?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《儒林外史》、《范进中举》,我们从中学课本里已经耳熟能详的故事:范进多少年没中举,到了四十岁突然一下子就中举了,之后就变疯了。

给人的感觉,考科举是非常漫长的过程,而且是非常折磨人的过程。那么在这个折磨人的过程和漫长的科举应试过程之中,人是逐渐地被摧残,心理逐渐崩溃,到最后达到疯癫的状态。这就是我们对科举制的印象。

 

科举的污名化

 

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印象?最重要的原因是,我们认为科举制的核心内容就是考八股文。什么叫八股文?把古代的经典,比如四书五经里面若干的词、段落拿出来,然后按照非常严格的格式写出一篇类似现在所说的作文。这个格式是非常严格的,而且要经过长期的训练,读一些经典和著述——主要是朱熹的注释,以这个为核心来进行作文的训练。当然这个训练是非常有难度的,我们知道科举基本是经过最初的生员考试到秀才,秀才完了经过不断的考试拿到举人,最后是进士,进士之后就进入翰林院,或者有状元、榜眼。

   

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,我们认为最初考秀才的考试实际上是最重要的。八股文实际上就是在童试的过程中被严格地训练,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,大家可能容易造成误解,难道科举制就是八股文吗?其实科举制完全不是这样,科举制是分三场,第一场八股文;第二场是关于经书的考试,实际上包括论、诰、表、判等等一系列的内容;第三场叫策问,也就是给你提出很多所谓治国安邦、国计民生的题目。第二场,什么叫诰?诰就是皇帝给大臣发布的谕旨,你要模仿皇帝的口气写一篇文章。什么叫表?表就是过去的大臣要向皇帝上奏书,你要模仿大臣的语气给皇帝写一封奏书,这个难度非常大。你现在给中央领导写一封信,你让中央领导看着过得去,这恐怕也比较难。然后模仿中央领导人、模仿总理写一篇类似对臣下的训育,恐怕也很难。还有叫判,判就是给你四到五条案例让你判这个案子。所以你要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一定的经验是很难判的。

   

第三条叫策问,策问一般问的是五道题,第一道问题肯定问你的是传统关于史学的典籍源流的问题,第二道可能会问你关于吏治的问题,地方官在地方怎么去治理?一个地方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。第三道问的是怎么治水,现在我们的高考题目里也会出现这个问题,你要作为一个地方官,你怎么去治理河道?江南的乡试题目里面关于河道的问题是最多的,因为康熙和乾隆特别重视江南、黄淮治理和沿海海塘的工程,所以经常出这方面的题目,而这些题不好答,技术性非常强。因为明代有一个治水的专家叫潘季驯,他写过好几篇关于治河的非常著名的问题,而且非常具体,比如在什么地方堵这个缺口,是采取疏导的方式还是采取截流的方式,非常讲究技术。我们可以想象,如果一个考科举制的人仅仅会八股,没有看过潘季驯的治河三书,没有读过类似的关于吏治和法律文献,怎么可能答出这些题?

   

科举制是非常复杂的考试程序,而不仅仅是八股。八股相对比较复杂,程式是非常复杂的,所以做一篇八股文是非常难的,但是除了八股文之外还有很多关于法律、国计民生的问题,我们过去叫经世学,不知道这些学问,我们就很难对科举有整体的理解。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点,八股是被妖魔化了、科举的妖魔化,仅仅被局限于八股文的理解上这是非常错误的。

   

八股文,我想跟大家说的是,八股文最初的考试确实很难,难在“截搭题”,比如把孔子的一句话和孟子的一句话——两个人不同的人、而且不在一本书里,混搭出在一道题里,这两句话之间没有任何关系,没有递进的逻辑关系,而且意思完全不一样,让你写一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?这就为难人了。为什么要出“截搭题”?是怕抄袭,比如把论语看得很熟,上下关系、脉络、注释,包括朱熹的注释都看得很清楚,那出的题就容易被抄袭,所以用“截搭题”的方式为难考生。“截搭题”非常难,在考试的整个过程里,第一场因为太难了,所以有的人一辈子几十年都考不过去,这种可能性非常大。但是也有很聪明的人,他掌握这个技巧之后很快就过了。所以当时有人讨论科举制为什么不应该废除的道理,现在很多封疆大吏都是从科举出来的,为什么这些人都那么有本事,比如曾国藩、李鸿章,都是经过科举考试的,如果都只是懂八股文,怎么可能出现这样有名的人才?

 

将八股文等同于科举,是非常大的错误,而且这个错误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常识,这个常识一定要被重新颠覆掉,重新加以解释。我觉得这是要跟大家交流的。

 

考试内容被污名化,很大的原因是我们要改革,在西方的压力之下,我们改变我们的制度,在改变制度的过程之中,我们要把很多的事情,过去传统的东西往极端去说——不往极端去说,改革是没办法推行的。包括废除科举的时候,非常有名的康有为专门为废科举上过折子,耸人听闻地跟光绪皇帝说,八股再不废除的话我们就要亡国了。他用非常具有煽惑力的排比句式说,中国人种不行是因为科举,中国要亡国是因为科举,中国人的身体不行都是因为科举,因为科举折磨人几十年考成老头身体不行了,人种因为考得太多了,身体不行了,人种必然也没法跟西方很尚武的国家进行比拼,那么也就不行了。就有点像当年缠足一样,缠足他做了非常耸人听闻的推测,因为中国有一半的人是妇女,如果一半的妇女缠足,缠足生下来的孩子都是畸形儿,至少中国一半的儿童都是残废,就因为中国一半的儿童是残废,所以中国人在世界上没办法立足,没办法跟西方打仗……其实这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。缠足的女人一定会生出畸形的儿童没有任何证明,但是他整个逻辑和论证都是按照这个方向走,用耸人听闻的方式来达到他对改革的预期,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康有为说就是八股害人,时文害人,后面是不是有策论,是不是有诰、表、判,这些他都完全忽略不计了,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八股,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

   

张之洞后来开始把八股改成策问,沿着康有为的路子走,光绪皇帝终于接受了观点,把最后第三个策问替代八股文变成了主要的方式。而且张之洞认为,应该递减学额,慢慢的最后直到废除科举,用学堂取代科举。一会儿我想跟大家交流,学堂和科举之争到底利弊在哪里。科举废掉之后,为什么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差,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失败,实际上跟废除科举的学堂教育出现了很多缺陷有很密切的关系。

   

第一点,八股等同于科举,我们所谓的这个常识是有问题的。第二个要推倒的常识就是,把科举仅仅理解为一种教育和考试制度。这是非常大的误解。其实,科举是非常复杂的综合性体系,不仅是教育的制度、考试的制度,同时是官僚选拔的制度。为什么叫科和举?科举并列,科是一种考试、教育,同时有选举。所以有的老外说,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中国民主制度的雏形——当然,这是有点耸人听闻——但是,确实在民国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,科和举结合在一起就是中国的代理制度。但是如果把科和举分开,只是把它看作科,考试的制度、教育的制度,那是对科举的非常大的误解。因为“举”这方面,选拔官员是非常重要的制度,那么,这个制度通过选拔会确立你的身份,你的非常重要的官员身份。现在我们老在讲所谓的治国理政,通过科举考试在每个位置、每个层次里都有你官员的位置,而且通过科举选拔的制度,把官员身份合理地分配到不同层次和阶层。

   

举个例子,要是考中秀才,基本没戏,不能当官,但是秀才在地方上可以免除劳役,甚至可以少交税,在地方上的地位非常高,大家都很尊重你,你在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士绅;如果考上举人,就可以当县长、县令,马上变成了中层干部;如果再往上考到进士,马上变成了中央领导,就是所谓的翰林院大学士,你就变成最高一级的,皇帝的左膀右臂,变成了上层的官员。所以科举制度实际上举是非常重要的,选拔人才和官僚身份分配的问题,不仅仅是考试。

   

经过身份分配的最重要的功能是科举制,我们往往把这个功能给忽略掉了。第三个部分也非常重要,促成了身份制上下的流动,使这种身份不是固定的阶层。所以中国为什么没有贵族制?贵族制就是说你终身的就是贵族,子子孙孙都是贵族,会享受爵位和爵号,占有的资产也是固定的,但是中国为什么经过宋以后,叫唐宋转型,宋以后彻底的署名化之后,所有官员的身份都是流动的,这是由科举制带来的非常重大的突破,为什么可以流动?第一,官员不可能当一辈子,你会退休,退休之后你从中央官员回到家乡转成士绅,你就为家乡服务,它是循环流动的体制。底层的普通百姓,哪怕有的人考一辈子考不上,就是活该,单你考上了你就有可能成为像曾国藩这样的封疆大吏,所以你的希望总是有的。

   

而且中国的科举出身,有人做了一个统计,比如何炳棣先生,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,科举上下流动体制。至少在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上,所有考中科举的这种最大的封疆大吏,他们最初的家庭都很贫寒,都是从贫民上升到很高的位置,但是贫民也是流动的,可以升得最高、但同时也会降到最低。曾国藩为什么能抵抗太平军这么多年,就是因为他丁忧在家,他是在家里边当士绅的情况下,来抵抗太平军的,他就是普通的家里面的士绅。但是他抵抗太平军之后他的位置又上升了,是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。但非常重要的一点,科举制到最后实际上是身份的流动性的制度。你当了再大的官,你最后指向你的出生地,这样就保持了中国农村教育体制,很大程度上的高水平。我们现在老是提到所谓中国农村的空心化,就是没有好的教育人才留在农村,当然谁都不愿意去农村,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。科举制就能保证这个机制。比如你考中秀才,考中秀才并不意味着你能往上走,你能出来你的家乡,你只能在家里当一个士绅,但是你的地位会非常高,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你现在就不能保证,大学生全跑城里去了,谁也不回家乡,回家乡当村官是为了跑更大的城市镀金,你要为了去更大的城市你才假模假式的当三个月的乡官。难道说我这回到家乡我就不走了,我为家乡人民造福,你的乡村教师工资那么低、待不住,没有一定的保证。但是秀才要在家乡里面通过教书,你的收入是有保证的。比如说还有地方的资助,比如说宗族会资助你,还有学田,专门的宗族提供学田为你服务。还有专门为科举制保证的制度,给你提供路费,给你提供到北京住宿的地方,北京叫会馆。要跑到北京会试,乡试一定在省城,从家乡到省城的路费谁出?都是地方集资,有些慈善组织大家提供这个东西。

 

所以整个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,而且是非常有效的制度。所以我们把科举制理解为八股、时文,范进中举的印象,实在是太糟糕了,对科举是妖魔化的东西。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一点。

 

科举为什么是个好制度

 

第二点我想跟大家简单谈的就是,科举制为什么是一个好的制度?我认为,科举是非常优秀的制度,废除它,中国教育和官僚的选拔体制最后就崩溃掉了,而且到现在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,就是因为科举制被废除掉了,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。

 

成为一个好制度,前提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阶层去掌握这个国家的命运和命脉。在古代就是所有士阶层,士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,原来的选拔是通过所谓的推举,但是推举有个很大的问题,难免受到一些关系户、或者拉拉扯扯的这样一种限制,搞关系。还有,推举一个贵族——我们知道,宋之前还有贵族,受贵族地位本身的限制,平民是没有机会进入到被推举的行列里,这是宋以后最大的转变、变化,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来保证贫民进入到上层,怎么能保证相对的公平?士阶层的出现和越来越强化,到了宋代以后,都能影响到皇帝的执政,这是科举制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。阶层本身的出现和它的完善,甚至从贵族到平民的转移,这段历史太复杂了,今天没有时间展开。士阶层的形成是非常漫长的过程,士阶层本身的出现和形成是跟科举制度本身的完善是密不可分的,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好制度的前提。好制度的建立当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,士阶层也是非常漫长的过程。

 

我刚才提到,士阶层一开始并不是跟老百姓接触很多的阶层。我们知道,儒家孔夫子很重要的特点就是,他本身是平民的代表,教育者。孔夫子当时所谓有教无类的说法并不为大家所接受——因为,即便到了秦汉以后还是有贵族,贵族包括掌权者需要有人给他提供一种他掌握政权,或者说当皇帝的理由。儒家在某种意义上,孔夫子——我们知道惶惶如丧家之犬,所有的他讲的这些东西都没人听。但是在汉朝的建立过程之中,皇帝意识到了,必须有人论证我皇朝建立的正统性,否则我的皇朝没办法往下来维持。儒家在这时候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,就是提供合理性,比如说为什么要当皇帝。那时候的儒家为了这个目的,制造了很多假的经书——那时候叫谶纬,谶纬就是编造了很多东西。比如说编造的神话,孔子在鲁国的门前,上面飘了一个血书,血书上面写的就是刘家人应该当皇帝,像类似这种神话很多。所以,我们现在不要以为儒家一开始就是非常实事求是的,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一帮人,实际上他们也是为了刘家当皇帝说了很多假话。而且他们的经书研习是非常专门的、古典的,老百姓没办法接触到。最初我说的到汉,到唐宋,宋代以前的儒家,为什么我不认为对老百姓影响有多大,都是因为他们在上层的里面念经书,为皇帝的合法性制造舆论。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让老百姓接触这些东西,所以我一直不认为,现在很多的新儒家认为,自古以来儒家占有多大地位,儒家有多么大的影响,我不同意这个观点。

   

从汉到唐,唐代儒家地位很低,很多皇帝都信佛,也有皇帝信道家,儒家在这里面的地位并不是很高。宋以后儒家的地位提高了。为什么会提高?我只讲一点,过程很复杂。朱熹曾经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了,得让老百姓有祭祖的权利,祭祖原来是贵族的特权,皇帝有祭五代以上祖先的权利,大臣没有,但是老百姓是没有的,这是特权。但是朱熹写了一本《家礼》,认为“礼”应该往下走,让老百姓有这种权利,跟上层相对平等起来。一旦老百姓有能力去祭祖的话,这就是不得了的事情:首先家里就有祠堂了,一个宗族一个大的家族有更大的祠堂,在更大祠堂的情况下必须要修族谱,你才知道你的祖先脉络是什么,你修了族谱之后就“敬宗收族”,老百姓慢慢就聚拢起来了,形成非常大的集团。你在集团里面谈儒家的思想——后来宋叫乡约,宣讲很多理念就有了一个平台,如果没有祭五代以上祖先的这样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祭祀体系的话,儒家的思想不能下去,老百姓凭什么听你儒家的指挥?但是有了敬宗收族,大滚雪球似的运作,儒家思想一下子就下去了,就变成了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基本伦理、观点,就可以解说了。否则大家都到宫廷里面研究高深的学问,经书的注释,老百姓没有关心的。

   

儒家的精髓就是怎么能协调人际关系,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技术、伦理、道德相互之间的关系怎么相处,而不是很高深的形式上的思想。你看《论语》,看孔夫子哪里提什么高深的道理?全是讲我怎么跟朋友相处、怎么跟父母相处、怎么跟子女相处,都谈过这个事情。那么,这个事情怎么变成了老百姓都知道的事?必须通过一种家里的程序往下走,这样就下去了。所以为什么科举制必须得有好的制度作为背景,就是因为宗族的出现。宗族在宋朝出现,变成老百姓能接受儒家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念、相互之间相处的规则和原则的一个平台。这个平台出现了之后,我们就可以谈科举制度为什么是好的制度了。

   

成为一个好的制度这个前提已经有了,这个好的制度作为平台搭起来了,就涉及到了皇帝怎么来治理国家的问题。原来是通过推荐,孝廉、孝子推荐到中央,现在觉得那是一个容易作弊,我净推荐我熟人,我互相知道的,可能这个熟人未必是很有才的,但是我通过这样的熟人关系把他推选上去;还有一个就是局限于贵族,都是贵族自己在这儿把自己的子弟推荐到中央去了,结果到了中央之后都没本事,这个国家怎么治理?所以从效力上,从推举、荐举,一直到宋以后的科举开始,我们必须要通过考试的方式。考试的方式有一个好处,把贵族的这部分排除掉了,老百姓谁都可以考,只要你有能力。还有,基本排除了所谓的拉关系的做法,这样一排除,整个的制度就被理顺了。

   

宋以后,家礼下去了,有宗族在底下做支撑,宣传儒家思想,老百姓都慢慢能接受这个东西了,教育在基层就变成了越来越普及:通过私塾、通过书院通过所有的方式让老百姓知道儒学是怎么回事,儒家到底是什么。这个考试也就通过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的方式,慢慢滚动往下走,就变成一个非常良好的良性互动。

 

一下子我们就知道,科举制跟那个好处是配套的,有好的教育制度、有好的官员选拔制度,好的上下流动的体系。科举制度就变成了中国真正的选拔制度和政治治理,所有治国理政的一个最关键、最基础的一套制度。为什么是个好制度,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基本背景和脉络。

 

具体的我刚才也提到了,我可以举几个例子——这一部分的史料非常多,我就举一个考试的例子。比如雍正七年,江南乡试——就是秀才考举人的时候必须要参加乡试,到省会去考。它的题目有三场:第一场四书五经;第二场就有论、诏、诰、表、判五条;第三场就是策问,策问都是国计民生的题目。其中,包括怎样做到“诚”。我们搞历史的、思想史,什么叫诚,你把诚说清楚,不容易。你要说清楚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容易吗?

   

第二道叫驭吏之道,你用什么办法来控制一个官吏?因为江南这个地方经常打官司,你面对官司怎么能避免?因为有很多的豪门是可以不纳税的,所以很多人就用自己的名字寄托在豪门里面,豪门为了把他们拢住,说你们可以免税,但是你得为我干活,这就叫诡计和飞洒,然后这些人就可以变成免税,然后就被豪家所控制变成他的家奴,但是国家在赋税上就会受损失,这种现象非常多。从法律的意义上怎么处理这些现象?这是雍正七年乡试题目第三场的第五道题。五道题里面还有一道题,序号我忘了,你怎么储备粮食?我们知道古代有常平仓,有社仓、有义仓,常平仓是国家的,就是相当于国库在地方上设的储藏粮食的,到了灾难的时候,洪灾、涝灾的时候发放粮食,还有义仓、社仓,社仓就是老百姓自己的,地方集资办的仓。那么这些仓储、常平仓的仓储这样的制度是如何演变的?它的起源是在哪儿?经济式的问题,对我来说很难,我要把它说清楚我得查资料去。

   

法律式的题目有,经济式的题目有,再一个防止基层的官僚侵挪基础之利,虚报数字,随意勒派,稽查不清之弊,公务员的职责如何去监控?这是相当于公务员的题目。还有河务塘工,你要详细评述海塘建筑的得失,而且你要从水利学的角度去谈,江南一带的防水防涝海塘工程的建设问题,这个相当难。现在的高考哪有这么难的题目?比现在的高考题目棒多了。里面涉及到的国计民生各个方面,再加上你对经典的把握,有人文有社会科学,还有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有,给我题我答不好,我虽然是教授,我得准备一下,你给我题目我得答得让皇上满意,比较难。

   

第二,光绪二十四年会试的题目,第一场四书、第二场五经,第三场就测五道,比较实用的问题,比如说古今学校的一统,古今学校的,具体讨论朱熹有一篇东西,学校共举义,还有一篇也是宋人的东西,学校论,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?谁优谁劣。第二个题是团练之法,这个题目说(三代以上兵出于民,人尽之兵,国无养兵之费;三代以后,兵以民分,费日多而兵亦弱,有时团练民兵则邻里骚动,其故何以?)就是说三代以上是兵民合一的,平常老百姓耕田,然后战时就当兵,后来把兵和民分开了,我专门养兵,但是养兵的费用越来越多,但是为什么战斗力越来越弱,你能给我解释吗?团练练兵的时候导致了邻里的骚动,你得另外搞一笔钱,那么你办团练明显的因为太平天国,太平天国涉及到实际问题,马上科举里面就会出这个题,军事史。

   

还有经济史里面关于钱法、币制的题目。钱法之坏,莫坏于私销私铸,入得其币,何为善策?私铸钱你怎么办?还有唐有飞钱,这都是货币史,(宋有交子、会子,金元皆有交钞其行用之法如何?能使国用富施,财货流通,国施钱币不可已施,而国衡事已为贫富???)什么道理?古时钱币少而国衡有余,后时钱币多而国衡不足,什么道理?就像现在的经济史一样,钱越来越多,但是财富越来越少,什么原因?当代的经济学家恐怕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,类似的题目非常多。当然,例子举起来就没完没了了。我举例子就是说明,科举制内容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,不是八股文章所能解释的,这是需要特别地加以说明。

 

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二部分。

 

科举的代议制内涵

   

刚才我也提到了,实际上科举制不仅仅是考试制度,还是身份分配制度,甚至是区域性的代议制度,因为科举制名额的分配是按地区走,相对照顾到公平性,比如江南是出人才的地方,但是江南的名额虽然是最多的,但是相对就考生的比例和给的名额之间差距是非常大的。一万个考生里面出那么几个人,但是给贵州、云南和广西这些偏远地带的名额就相对多一点。多不会太多,但是考生少,名额给的相对多,所谓考生和供求比例之间就比江南还要大,这是相对公平的。但是有人认为这导致了人才积压,因为江南人才太多,太优秀,所以就变成很多人考不上,但考不上科举之后也造成另外一个现象,清代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,清代的学术史非常发达,很多人做考据学,都坐在家里面关起门来,但是必须家里面要富庶,他去做了专门的学问,所以也导致了清朝的学术非常发达。基本上我们知道,有扬州学派、常州学派,都在江南这一带,也导致了学术的繁荣,某种意义上遏制所谓的仕途的升迁,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地区性的学术发达,这是相当辩证的关系,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样的角度理解清代的学术和清代的文化发展。

 

为什么是代议制度,因为科举制上下流动,很多人在地方社会里面,担当的是所谓的国计民生、为人民造福利的角色。比方,办私塾还是修桥铺路,等等都是由秀才和士绅阶层完成,但士绅阶层某种意义上,就是代表民众利益说话的那个代议的阶层,他会提出一些要求,会向县令、或者更高阶层的官员提出他自己的要求,我觉得这就是代议制,这就是中国的民主,不要认为民主就是一票,这是票选。同时也有一种民主的程序叫代议制,必须由某一个阶层来代替你来投票,或者来代替你来申诉你的利益、要求。士绅阶层就是中国式的代议制,很典型的。当然,我没有这个意思,一定跟西方的代议制、民主制是一回事,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代议的成分在里面。代议不能是理想化的,西方式民主也很烂,很多地方也用的一塌糊涂,用在泰国、缅甸经常搞政变,用到非洲更糟,那种所谓代议制都变成贿选,乱七八糟,如果民主用的不好,照样是烂东西,用好了就是好东西。中国所谓的民主,实际上跟科举制本身的代议性质有密切的关系。

 

废止科举后遗症

 

时间的关系,最后跟大家交流一下,也是我这次想跟大家交流的题目,科举制被破坏的后果是什么。

 

跟科举制本身的性质有关,第一破坏了所谓的科和举之间的关联性,原来科举制是教育制度,同时也是官僚制、待业制度,科举废除之后最大的恶果就是把“举”的部分彻底排除掉了,只是变成了“科”,这是张之洞最大的罪过。张之洞当年搞科举,他是跟康有为他们提的方案比较一致的,也就是说先用策问代替八股——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国计民生的那套策问,他最后提到第一场,后来光绪听了他的话全部改成策问。后来张之洞说这不行,都改成策问,人文没法办,四书五经没人读了,中国最传统文化被抛弃掉了,这不行。张之洞提出的建议是,第一场策问把经书、四书五经摆在最后一场,我觉得这就是中体西用,张之洞提出的原则就是中体西用,中国的文体以西方为用,把技术引进过来了,中国的人文这块要延续下来,这是非常对的,非常英明的,也就是说把策问的国计民生,一开始我就开始考你这些政治、经济、中西关系、中外交通这些,一开始就考你,四书五经作为托底,没有中国的传统文献和典籍做基础,你这个人就不对。但是张之洞的整个的设计,仅仅过了五年,他就跟袁世凯同时上书,光搞策问不行,搞策问现在学堂的教育没有办法来协同,所以我们慢慢要把科举的学额越来越减少,有一部分学校空出来给学堂,这是慢慢地改变科举的最重要的措施。当然后来光绪说也可以,就这么办吧。

   

还没过多长时间,突然张之洞说,不行了等不及了,现在外患越来越重,我们被西方人打的不行,必须废除了,咱们不能再等着学额再分配,再过几年越来越递减,全部废除科举,全部改为学堂。最后没办法了,已经刹的像过山车一样往下冲,停不住了,最后就一下废了。废了最重要的原因,大家一直在争论,学堂跟科举的观念是什么?学堂能不能代替科举?后来发现代替不了,学堂都是专门治学,就像咱们现在的理工男一样,全是搞专门的,法学、经济学、物理学、光学,越来越职业化,但是职业化没有人文做基础,中国人完全变成跟着西方跑的制度,现在也是跟着西方跑,这是教学的内容。

   

第二,学堂没有科举那套官僚的选拔机制,学堂只是养士,而不取士。最近我写一篇文章争的就是这个,科举是取士的,教育完了之后我要给你选拔上来成为一个官员,学堂不管这事,最后给你文凭,走人、爱谁谁,到最后学堂出来最多的人都是一帮理工男,第二最多的是军阀,都到军事学堂里面去了,军事学堂好学,学了半天之后马上就出来拿枪当官了。第三是法政人才,搞了一帮法官,到日本去骗吃骗喝,到日本去学法学非常容易,不用懂日文有人给你翻译,叫示范生,法学示范生回来之后马上可以教一老一少——中了科举的秀才往上升不了的老头在听课。到最后,实际上选举这一块完全被学堂卡掉了,没有了,第二上下流动的机制被彻底摧毁了。原来科举制是保证官僚选拔之上下流动的,退休之后回家乡服务的,当不了官可以一辈子考,不一定就考上了。

   

学堂是什么概念?学堂之后拿了文凭之后爱去哪儿去哪儿,没有人限制你在家乡当士绅,同时你也不选择当大官,最后就变成一种职业选择非常混乱,有人当军阀,有人当理工男,反正基本流向城市,乡村空心化,没有人愿意在乡村待着了,乡村也没有身份的保证和文化的基础。所以乡村没有秀才、没有士绅阶层,当然这是革命的对象。我们知道革命政府还要保留乡绅,到共产主义革命基本上就是打倒乡绅。毛主席说了四大枷锁,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族权、绅权,共产革命基本把乡绅、地主阶级打倒之后,乡村基本上空心化,这是乡绅阶层的灭亡。

   

最后,代议功能自然消失,最后掌握乡村政权的全是地痞流氓,没有文化的人去掌握,所以你的代议,为老百姓代言的这一批人也就不存在了。到最后,老百姓实际上有冤没处申,有话无出讲,变成了非常糟糕的,尤其是经过战乱之后,近代的革命,乡村就彻底被空心化。这是第二点,第三点也是最后一个,就是说导致以这个乡绅品位为标准的一种审美秩序的彻底的消失。科举是代表审美的一种秩序的安排。所以,钱穆先生有一句话我非常同意,他说中国不要了,中国是没有阶级的,但是有品级、品号,有清流有浊流之分,但是没有阶级,因为是不断上下流动。一个很苦的平民,也有可能在十年几十年之后成为一个中央的大领导,封疆大吏,怎么可能有阶级?地主是有,什么地主阶层都可以有,但不是固定的,不像西方那样有一个贵族,他一辈子都是贵族,老百姓就是老百姓,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所谓的阶级,但是是有品位的,你考上科举了就是清流,你考不上科举就是浊流,你只能为搞科举的人服务。清流和浊流之分,代表品位的象征,但是没有阶级未必就没有品位。

   

一般的老百姓和有了科举训练的、士阶层的品位是有区别的,咱们后来把这个区别完全打掉了。现在我最烦的就是,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那些东西一定就是最好的,那可不一定。精英阶层喜闻乐见的弄不好就比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要好得多,为什么现在大片里面全是烂片,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,到最后有品位的东西往往就是很糟糕,文艺片没人看,都是很小众的东西。所以品位、流品这个东西,是有一定的制度保证才能有真正的品位。现在把这个制度完全打掉之后,中国真正的文化品位实际上已经被摧毁了,大家没有标准,清流、浊流不知道,清流往往被当成浊流,浊流被当成清流,最后都一样黑。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。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崛起,但是在文化品位上一直得不到所谓的国际承认,咱们自己都不承认咱们自己有品位,追溯原因就是在科举制度被废除的一刹那,所谓文化品位的问题已经变的非常严重。所谓的城乡关系的差距越来越大,就是因为没有所谓上下流动的机制来保证。缺乏真正官员本身的选拔制度,也都跟科举制度本身的废除有关系。

 

总而言之,我谈了这么多,我认为科举制度本身是非常好的制度,当然科举制度并不是没有问题,很多人批的很多,八股文折磨人,还有它里面选拔的机制,大概的制度没有问题,我们只能从最坏的制度里面选择相对好的制度,包括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也是一样的。从我自身的感受和阅读研究史料的过程中,越来越体会到科举制度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制度,我们确实把一个非常优秀的东西给妖魔化了,而且不断地从小学和中学的教育,妖魔化越来越强化,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常识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常识颠覆掉,要建立新的常识,而不是刻板化的固定印象,不仅是科举制,其他的制度也一样,中国传统的其他好的制度都应该仔细地研究、认真尊重,先敬畏,然后研究它,然后才能发掘它的经历,发掘其中有意义的东西,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,这就是我跟大家今天交流的基本看法。


作者: 杨念群, 文章转载自《经济观察报书评》观察报书评。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若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。本公众号文章仅用于交流学习目的,无意剽窃和抄袭,若涉及版权问题或标记有误,烦请原作者联系我们,我们会在24小时之内删除。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。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如果您认为标注与事实不符,请告知我们,谢谢。联系方式:18868713001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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